名家的产生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与上古礼官。成文法公布之后，社会上出现了类似律师一类人，他们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，因此称他们为“辩者”。

后来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，逐渐出现了一批以人的认识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，他们致力于论辩中逻辑问题的研究，形成了名家学派。

秦统六国后，秦始皇禁止私学，只能以吏为师，所以限制了名家的发展。

到了汉代，又有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。在中央政府的强势领导下，名辩之学难以发展，名家也随之衰落。

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

合同异派

合同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。 这一派注意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，认为事物的差别只是相对于一定的时间、地点和条件而言，主张一切现实差异都只有相对的意义，提出人们在认识中应该否定差异的界限，直至承认一切对立都为无条件的同一，“毕异”的本是“毕同”的。他们用来论证自己观点的主要命题有10个，《庄子·天下》篇中记载了这些命题。其中第一个命题说，万物都由一种叫做“小一”的东西构成，因而彼此在本质上并无差异；由万物组成的宇宙，又是一个唯一的“大一”，此外别无他物。第五个命题说，一般常识认为，事物之间有“大同”与“小同”的差别，但从本质上说，可以认为万物是“毕异”的，也可以认为万物是“毕同”的。第十个命题说，归根结柢，“毕异”的本是“毕同”的,因而应该不分物我,“泛爱万物”，天地虽然上下悬隔，其实犹如一人之身，也不必要分彼此。

离坚白派

离坚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孙龙。 这一派注意到事物和名称的差异、独立和稳定，强调不同名实的不同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中断性。他们认为，万物都是各自独立、互不相同的，甚至一物之中的各种属性也是互不相关的，因而否定了事物和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。这一派的著名论题为“白马非马”和“坚白石二”。他们认为“马”是“命形”的，“白”是“命色”的，“命色者非命形也”，所以说“白马非马”。他们又说，眼看不见石之坚，而只能看见石之白，因此“无坚”；手摸不着石之白，而只能触及石之坚，因而“无白”，由此断言“坚”和“白”是互相分离、各自独立存在的。

先秦诸子与名家或迭有争辩、或有所批评，录于其作中。

儒家

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他的学说当中也吸取了名家与墨家的认知心和逻辑方法，但是他却用这些方法，对名家与墨家都展开批评。荀子评名家：“不法先王，不是礼仪，而好治怪说，玩琦辞，甚察而不惠，辩而无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为治纲纪。” 有些研究指出，荀子认为学术必须为政治、道德服务，而对于名家热烈研究“坚白”、“同异”、“有厚无厚”等自然科学问题，荀子认为这是以人的认知能力，是不可能求尽的。所以他批评名家是“愚者、妄人”，认为君子不应该去追求这类知识，而要由“格物致知”转向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内圣外王之道。 也有学者指出，由于荀子学说中的“名实”与公孙龙的“名实”有别： “实”方面：荀子指的是时空中的个体物与其统类；公孙龙指的是物体的性质。 “名”方面：荀子是用以命谓一个个体或统类；公孙龙则用以命谓一个体物的各项性质。 名实对应方面：荀子认为名应该与对应物的个体或统类相应；公孙龙则认为应该与个体物的各项性质相应。 在“名实”观点不同之下，荀子便以自己的名实观批评公孙龙的“以实正名”是“以名乱实”。 另外，也有人认为荀子在批评名家时是站在政治的立场，以统治者而非哲学家的观点讨论名家问题。荀子认为制名是统治者的重要任务，而名家的诡论会威胁到这个系统，统治者对其学说不必研究，应该予以压制。对于名家哲学，荀子不但反对，甚至主张以政治势力和刑法禁止。

道家

名家强调纯粹的语言逻辑，因此，道家中庄子一系对于语言采取怀疑而蔑视的态度。就像《庄子秋水》篇认为能用语言来论说的，都是“物之粗也”。在追寻道的过程，语言也只是一项工具而非目的。对于将语言当成思想的名家，自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。所以，即使名家中惠施对知识语言的看法与庄子颇为接近，但是庄子仍然批评他是“逐物而不返，是穷响以声，形与影竞走也。”

墨家

《墨子》一书中，有〈经上〉、〈经下〉、〈经说上〉、〈经说下〉、〈大取〉、〈小取〉六篇，通常合称为《墨经》，是后期墨家通过逻辑的方式，反驳名家辩论的著作。 对于惠施的“合同异”之说，墨者认为这其中的“同”字必须分别为“重、体、合、类”四种，而“类同”为真的命题，不能据以推论出“体同”的命题也为真。惠施的谬误，是出自于文字的歧义。 而对公孙龙的“坚白石”之说，墨者以现实世界的坚白石为据，认为坚、白同时存在于石中，不会互相排斥，反对公孙龙的论点。

名家之地位在秦朝以后退出政治舞台，名家的后世传人的影响均不及儒、墨、道、释、易、兵、法家等诸家影响面广，名家在不同程度的被融入到诸家文化的精髓中。名家在战国中期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派，标志着中国古代人思想学与逻辑学大融合也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